■詹得雄惊闻我一向敬重的中学语文老师徐炳坤逝世，不胜悲悼。这些天来许多往事涌上心头，叩问一个很普通又很重要的问题:好老师的好究竟体现在哪里?我1958年考入苏州市第四中学，分在高一(3)班。该校前身叫桃坞中学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，钱钟书老前辈亦曾在此求学。开学后第一堂语文课，我看见一位30来岁、衣着普通的教师走了进来，第一印象是文文绉绉的，出言不俗。我多年后在北京新华总社工作时遇到了他的一位大学同学，刚提到他，那人便说:“喔，那个老夫子!”老夫子解放初从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一肚皮的学问，讲课时诗词典故随手拈来，妙趣横生，课下则十分随和。不久他又当了我们班的班主任。他的一个高招是封每个同学一个“官”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。高二暑假，他说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吧。我建议办一个逻辑学习小组，他说还是学哲学吧。于是就组织了一个“哲学学习小组”，凡愿参加者都可参加，每星期某个晚上坐在校园里露天夜谈，也等于乘风凉。“唯物主义”“对立统一”“量变质变”“否定之否定”等等概念就在大家的漫谈、讨论中不知不觉深入人心。他虽是主持人，但不作结论，尽量让大家畅所欲言，可以“瞎讲”，所以大家兴味盎然。那时，三年困难时期已开始，饭也吃不大饱。附带说一句，这种班是决不会像今天那样收什么费的。那时绝没有“钱”的概念。唯一花的钱是去买一本哲学小册子，我记得这些小册子是我到观前街新华书店里替同学一起买回来的。其实他教我们班不到两年，突然被教育局抽调去办一个教师进修学院。赵振海校长对他说这是上面点名要你，你不能不去。我们虽然不舍，也无可奈何。但与众不同的是，他同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断。从1958年到他去世前的50多年中，我经常到他家拜访、请益。拜访他的学生一直很多，包括在文革时对他不恭的学生。有一次他们聚会，向他道歉，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你们那时还是孩子，懂啥?”1961年高中毕业，一向成绩还算不错的我，竟然高考落榜。失落中的我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徐老师，他关切地问了问，说:“这样，读点书吧。”介绍了几本。我记得《兰亭集序》就是那时背的。不久，我被分配到虹桥小学去当代课教师，恰好是徐老师夫人王雅琴老师工作的学校，所以，我同他家的来往又多了起来，经常星期天同同学在他家一坐一上午。现在想想真不懂事，他和王老师一星期也只有一个星期天啊!最难忘的是，1962年我复考大学，记得那年的作文考题是《说不怕鬼》，我一气呵成。回家后我一字不漏地复写了一遍，送去给徐老师看。他坐下凝视认真审读多时，最后一拍桌子说:“嗯，可以。”经过多少天忐忑的等待，发榜时竟然大出意外，我考上了北京大学。我把这喜讯第一个奔去告诉老师，那天老师不在，我便告诉了王雅琴老师。第二天再去，王老师一见我便说:“啊唷，徐老师开心得来!”徐老师那个开心不亚于我。后来我同同班复考考上西安交大的薛昆樑一起再去看他，他在我带去的笔记本上写了“读书养气”四个字。那时是革命口号激昂的年代，但这四个字似乎为我传授了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文脉。好教师到底好在哪里呢?学问好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育人的心，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有了这个信念，就有了人格魅力，就会卓尔不群。韩愈的《师说》是徐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过的一篇课文。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传道是第一位的。徐老师这么教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一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但却为中国轰轰烈烈的事业献出了一份可贵的心力，真值得我们怀念。